章炳麟 - 生平

早年師事著名經學家俞樾。1897年為《時務報》撰述，宣傳變法，對康有為、梁啟超但是孔教和尊清不以為然。聽到孫中山因誌在傾覆清朝政府在倫敦被清使館誘捕後甚為同情。因思想分歧離開《時務報》，先後任職於《經世報》、《昌言報》等報刊，並為多家報刊撰稿。但仍寄希望於李鴻章、張之洞一類官僚。戊戌政變後撰文痛悼六君子，怒斥慈禧太後，清朝政府下令通緝，避走台灣。

1899年5月東渡日本，在橫濱首次與孫中山相會。9月返上海，任《亞東時報》主筆。

1900年參加唐才常發起的上海張園國會，割辮表示堅決反清。《中國旬報》在發表其有關文章時孫特加寫後記：“有清以來，士氣之壯，文字之痛，當推此次為第一。”

1902年流亡日本，與秦力山至橫濱謁孫中山，雙方討論革命勝利後的土地、建都等問題。在孫支持下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

1903年因痛斥“載��小醜”而坐牢，在獄中為章士釗編譯的《孫逸仙》題詞：“索虜昌狂泯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掩跡鄭洪為民辟，四百兆人視茲冊。”

1906年6月出獄，孫特派人迎至日本，加入同盟會，主編《民報》。

1907、1909年與陶成章等掀起倒孫風潮。

1910年在日本東京成立光複會總部，任會長。武昌起義後返國，與孫捐棄前嫌。

1912年1月在上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任會長。2月孫函聘為樞密顧問，未到任。宋教仁案發生後策動討袁。

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府秘書長。五四運動後漸入頹唐，鼓吹聯省自治，認為孫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為“非法”，反對孫聯俄聯共，與居正、馮自由、馬君武等發表《護黨救國宣言》，成立辛亥同誌俱樂部，指責“現在廣東的黨政府……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孫逝世後撰《祭孫公文》，盛讚“惟公建國，繼步皇明”，“天生我公，為世鈴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主張“對日本之侵略，隻有戰之一路”，反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要求“產生救國政府，俾全民共同奮鬥”。

1934年遷居蘇州。次年設立國學講習會，出版《製言》雜誌。 1936年6月14日在蘇州病逝。

章炳麟 - 哲學思想

章炳麟的哲學思想大致可以1906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思想反映了他從舊的傳統思想中掙紮出來，敏銳地接受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哲學、社會學等學說，並努力用這些新知識、新思想來批判舊學的過程。他在《天論》、《公言》、《菌說》等文章中，論證了各原質成於以太、萬物成於各原質的自然觀，肯定人的精神依賴於各種化學物質組成的人體，是第二性的。這些思想，都帶有近代機械唯物主義的性質。1906年出獄到日本後，他把佛教唯識宗哲學思想、中國古代的和西方近代的一些唯心主義學說雜糅在一起，拋棄了原有的唯物主義思想，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企圖用這個哲學體係為民主革命服務。他從唯識宗那裏吸取了“阿賴耶識”作為基本範疇，認為“阿賴耶識”是世界的本體，它是超越一切而又永恒不變的絕對物，世界上的一切最初都以萌芽狀態蘊藏於它之中，“此識含藏萬有，一切見相皆屬枝條”。“阿賴耶識”處在清淨狀態中的時候，也稱為“真如”，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根本東西。在他看來世界並非實有，“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萬法唯心”。

一、認識論

章炳麟早期雖然有貶低感覺經驗而誇大理性認識作用的傾向，但承認認識起源於感官對外界事物的反映，因而其基本傾向是唯物主義的。到後期，隨著世界觀的轉變，他的認識論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一方麵他讚同唯心主義經驗論者D.休謨的觀點，拒不承認感覺之外有客觀事物的存在，認為“所感定非外界”。同時，在對理性認識的理解上，追隨I.康德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認為認識主體具有若幹先驗知性範疇，如因果性、必然性、規律性等等，它們絕非外界事物所固有。他把這些範疇叫做原型觀念或阿賴耶識的種子。他認為人們進行理性思維時，“必有原型觀念在其事前，必有綜合作用在其事後”。由原型觀念把零亂的感覺綜合整理，才成為理性認識。

二、發展觀

章炳麟早年吸取了近代進化論的理論，認為自然界經曆了非常悠長的不斷進化發展的過程，從無機界進化到有機界，有機界從原始生物進化為草木，再進化為蜃蛤水母，而後“遞進為甲節，為脊骨，複自魚以至鳥獸而為猿、狙、猩、狒，以至為人”。同樣，人類社會也是不斷上升發展的，他說，“天地之運，愈久而愈文明”。章炳麟比較早地把革命論引入社會曆史領域，從理論上論證用暴力革命救國救民的必要性，指出：民智恃革命開之，公理以革命明之，舊俗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他提出“俱分進化”論來說明社會曆史的進化，認為社會的善與惡、苦與樂是“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如罔兩之逐景”。他還注意探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因，曾說：“強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新以變”。但他又認為，事物的進化和新事物的產生，從根本上說是由事物各自的精神意識推動的，它們按照所謂“欲惡去就”、“漸思而漸變”的意誌行事。這樣就把進化發展歸結為精神意識的作用，把發展動力的問題神秘化了。

三、宗教觀

在對待宗教有神論的問題上，章炳麟既表現出積極批判基督教神學的近代無神論思想，又主張利用宗教為民主革命服務，提倡建立所謂無神教。他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從理論上批駁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說，他說：“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上帝何為哉？”“非有上帝造之，而物則自造之”。認為世間萬物皆由基本粒子“幾”構成，不是上帝創造。他還從邏輯上揭露了基督教的種種矛盾，並指出：“然則神造萬物，隻被造於他，他又被造於他”，“以此斷之，則無神可知矣”。但是，章炳麟對於佛教和佛經則深信不疑。他往往還運用佛教教義去批駁基督教教義。章炳麟雖然批判基督教有神論，卻並不反對宗教本身。他認為要成就革命事業，必須“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在他看來，“所以維持道德者，純在依自不依他”。因此，他提倡建立一種不崇拜偶像的、發揮依自不依他精神的所謂無神教。在他的心目中，這種理想的無神教就是佛教唯識宗。他說：“今之立教，惟以自識為宗”。

四、哲學評價

章炳麟自形成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以後，一直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並自信他的哲學體係對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意義。按照他的體係，主觀意識是一切現象的根源，意識是自主的，外在的一切都是派生的，人們之所以有力量在於“自貴其心”。在他看來，隻有具備了這樣的哲學信念，才能自尊無畏，一往無前。這種主觀唯心主義不但不能論證和指導革命，反而以主觀幻想歪曲客觀規律，對革命產生消極的作用。

章炳麟在後期越來越多地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和他自己的哲學思想互相印證，“以佛解莊”，“以莊證孔”，把他自己接受的種種唯心主義冶於一爐。

章炳麟 - 倫理思想

倫理思想是章炳麟整個思想體係的組成部分。他把反對保皇派的鬥爭同批判封建舊道德結合起來，強調“革命”道德的作用，提出了善惡並進的“俱分進化論”，比較鮮明地反映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高潮中的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和要求。

章炳麟揭露了儒家倫理思想的虛偽性。他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其中庸之道，“多在可否之間”，是封建統治者的“南麵之術，愚民之術”。保皇派以儒家所倡的道德相標榜，實際上卻是一群“誌在幹祿”、“汙邪詐偽”的偽君子。他提出“無道德者不能革命”的論斷，強調“革命者”應當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覺性，養成知恥、重厚、耿介和必信的優良品質，能夠對革命事業“確固堅厲，重然諾，輕生死”，即使是“私德”、“小德”也不能忽視，這樣才能“任天下之重”。

章炳麟還把人們的道德狀況同他們的職業地位聯係起來，認為社會發展中，“善亦進化，惡亦進化”，社會職業可分為16種，“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農工“勞身苦形，終歲勤動”，他們的道德品質是高尚的，而那些不事生產，專靠剝削的上層社會的人們，則是墮落的。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在階級社會中，道德是通過善惡對立和鬥爭而複雜地存在和發展著的。

章炳麟的倫理思想，曾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起過進步作用。但他往往誇大道德的作用，把道德的衰亡看作“亡國滅種之根極”，並錯誤地提出了“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的主張，甚至宣揚“個人為真，團體為幻”的虛無主義，這在當時又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他在晚年，提倡尊孔讀經，鑽研佛理，其倫理思想具有更多的消極成分。

章炳麟 - 邏輯思想

章炳麟在邏輯上的貢獻，主要是對先秦名辯之學、印度因明和西方邏輯進行了比較研究，並運用其所熟悉的因明知識，參照西方的邏輯理論，解釋、評論了墨家、荀況和惠施的邏輯思想。他的邏輯思想大都反映於《國故論衡》一書中，其中《原名》最重要，其次是《明見》和《語言緣起說》。他在《原名》提出了若幹有啟發性的問題：①論述了爵名、刑名和散名，其中最具有邏輯意義的是散名。散名就是加於萬物者之名，它是名辯邏輯著重研究的概念之名。章炳麟認為對散名的研究始於先秦的惠施、公孫龍，但由於他們隻想在辯論中求勝，因而有些地方不免流於詭譎。他指出，墨子和荀子的邏輯思想確是以探求是非的根本法則、窮究事理為宗旨的。②用因明理論闡釋、論述了名的形成和種類。章炳麟認為，名的產生始於感覺，接著是感覺傳入內心，產生對事物的認識，最後是離開感覺形象而產生用以思考的、抽象的名。他肯定了墨家把名分為達名、類名、私名三種類型的做法，並讚同荀子關於共名、別名之區分。對荀子提出的遍舉萬物的大共名和偏舉的大別名、單名、兼名、異狀同所的一實、同狀異所的二實等，也作了論述。③討論了辯說之道，將因明的三支和墨家的論證、西方傳統邏輯的三段論作了較詳細的比較研究。章炳麟認為，辯說之道是先見其旨（論題或結論），次明其柢（理由），然後取譬（用喻）相成，亦即按因明的宗、因、喻順序進行的。三段論的順序是初喻體，次因，次宗；《墨經》中論證的順序是初因，次喻，次宗。它們都缺少喻依，所以不知因明三支。但因明三支也有局限性，比如不能表達墨家關於愛利、仁義的論證，不能反詰“言皆妄”的論點。他還提出，運用因明三支時還要注意，全稱命題“凡火盡熱”，盡管可以用作宗以測未來，但不能用作喻體以概括過去，因為沒有人曾經遍驗天下之火。

在《明見》篇中章炳麟具體分析了惠施和辯者的邏輯學說。他認為，辯者二十一事，隻有關於飛鳥、鏃矢、尺錘幾條說得明白可以接受，關於目不見、指不至、輪不□地等也還講得通，但其他論題如白狗黑、狗非犬等都不倫不類，足以亂俗。章炳麟指出，惠施和辯者不同，因為萬物十事都是主張“無時、無方、無形、無礙的”，萬事萬物必因而混淆錯亂。所以，惠施雖然析物至微，仍無補於求真。

章炳麟 - 政治思想

一、維新思想

章炳麟最初走出書齋投身到社會政治鬥爭，是始於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思想的影響。甲午中日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賣國屈辱的《馬關條約》，引起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憤慨。在京應試的舉人康有為等發起1300多人參加的“公車上書” ，要求光緒帝變法圖強。隨後，又組織了北京強學會、上海強學會等政治團體，出版《中外紀聞》、《強學報》等進步刊物，推動變法維新運動。救亡圖存與變法維新的聲浪遍及全國，給章炳麟很大震動。1895年，上海強學會征求會友，他立即寄去會費銀16元，報名入會。1896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創辦《時務報》，鼓吹變法圖存。1897年初，章炳麟接受梁的邀請，擔任《時務報》撰述，在報上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開始了的政治生涯。

章炳麟上任伊始，就在《時務報》上連續發表《論亞洲宜自為唇齒》和《論學會大有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兩文，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在前文裏，他大聲疾呼，中國要“生其霸心，發憤圖自強”，主張“修內政”，反對“不新製度，隨俗雅化，惟舊章之守”的保守政策。在後一文中，他主張興辦學校、學會，“以教衛民，以民為國”。他指出：“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今之亟務，以革命挽革命。”這是章炳麟思想的主要方麵，但同時他這時期思想中存在一些糊塗的認識和看法。首先，他還認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把日本侵略朝鮮、遼東半島看成是“非其黷武，冀自救也。”章炳麟從狹隘的地域觀念出發，簡單的把日本列為“同類”，把俄羅斯視為“異族”，因此提出“外昵日本以禦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其二，章炳麟此時對革命性質還認識不清，害怕革命，擔心革命會導致外國幹涉，“內亂不已，外寇間之”，“苟有揭竿斬木者，是自戰鬥吾黃種，而使白種為之屍也。”因此，他主張“以革政挽革命”，即希望通過改良的辦法達到富國強兵，保家衛國。

由於以上糊塗思想的限製，決定了章炳麟的維新思想，是十分複雜而又自相矛盾的。這集中體現在他的“客帝”思想上。他反對封建專政，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受傳統春秋大義的影響，痛恨滿洲人統治，但迫於現實的複雜性，他認為迅即推翻滿人統治，建立漢人政權會導致大亂，給帝國主義可趁之機。因此，他找出一條折衷辦法，這就是漢人以滿清君主為“客帝”，希望其領導一場政治改革，變法自強，挽救危亡。這種軟弱的想法經不起現實的考驗。不久，爆發了反帝義和團運動。帝國主義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組織了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清政府屈膝投降，與帝國主義簽訂了賣國的《辛醜條約》 ，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工具。事實教育了章炳麟，它的“客帝”幻想破滅了。反清思想代替了他的維新思想，從此他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鼓吹革命排滿。

二、排滿思想

章炳麟最終與改良主義決裂是在1900年7月。那時候唐才常在上海發起“中國議會”，創立自立會，組織了自立軍。該會宗旨宣布不承認清政府有統治中國權，但又擁立光緒皇帝，態度曖昧。章炳麟反對用“勤王”旗號。他說：“誠欲光複漢績，不宜首鼠兩端，自失名義。果欲勤王，則餘與諸君異趣也。”因斷發以示決絕。表示了要同清王朝戰鬥到底的決心。

章炳麟的排滿思想，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開始，章炳麟本著傳統的春秋大義思想和對滿清政府的刻骨仇恨，主張排斥一切滿人。他在《客帝匡謬》一文中，對自己的維新思想作了檢討：“餘自戊、已違難，餘尊清者遊，而作《客帝》，飾苟且之心，棄本崇教，其違於形勢遠矣。”1901年，他在《國民報》第四期發表《正仇滿論》，具體闡述了他的排滿思想。它主張，關外為滿洲之地而關內為漢人分地，“今日逐滿，亦猶田園居宅為他人所割據，而據舊時之契約碑界以收複吾所以固有而已，而彼東三省猶為滿洲之地。故曰逐滿，而不曰殲滅滿人。”在這裏，章炳麟沒有抓住要害，認清事物的本質。清政府之所以腐朽，應該推翻，是因為它奉行封建專製主義和對帝國主義實行妥協主義注意政策，而不是章炳麟所說的滿漢兩族本非一家。章炳麟為了推翻滿清專製政府的需要，竭力論證滿漢不同種，滿洲人不是中國人，而致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東北曆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事實於不顧，是一種極端錯誤的做法。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分裂，也給頑固派和立憲黨人攻擊革命留下了口實。章炳麟並為覺悟，接下來的幾年裏，他對滿洲人的攻擊和對漢人“複國”的號召更加激烈。1903年，他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並寫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因此成為上海當時著名的“蘇報案”的主角之一，在獄中仍堅持鬥爭。

章炳麟的排滿思想有了新的認識和主張是在出獄後，他開始把滿洲貴族和滿族人民區別開來，開始把排滿同排王權、反對封建專製聯係起來。他在《討滿洲檄》裏，著重列舉十四條罪狀，揭露滿清貴族的封建剝削和壓迫。1908年，章炳麟在《排滿平議》中更加鮮明指出：“排滿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盡管這時章炳麟已將滿族統治和滿族人民區別開來，但他的思想仍未脫離滿漢矛盾的圈子，仍念念不忘滿漢分治。

章炳麟真正將排滿的意圖同推翻君主專製政體完全等同起來，是在辛亥革命爆發後。武昌起義時，章炳麟在日本東京，當時滿洲留學生，驚恐萬狀。有人主張向日本借兵撲滅革命。章炳麟聞訊立即寫了《致留日滿洲學生書》，向他們說明革命軍的立場，勸告留日學生，避免了一場可怕的後果不堪設想的惡性事件發生。至此，章炳麟排滿思想的真�B，真正回到了推翻封建專製、建立民主、各民族共興中華的路上，從而達到了其排滿思想發展的頂峰，而這也正是他排滿思想結束的時候。

三、民主建國思想

推翻滿清政府後，中國又麵臨著建立一個什麽樣體製的國家，怎樣去建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章炳麟本著一顆火熱的心，積極出謀劃策，不斷四處奔走。這一時期他提出不少民主建國主張。然而他不能科學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種情況和矛盾，這些主張也就不免成為不切實際的空想和化為泡影了。

關於國家體製，章炳麟回國之初，主張實行美國式的聯邦製。因為他看到已經光複的各省沒有足孚眾望的領袖，害怕完全統一會導致內戰。但不久就轉而反對聯邦製。在中華民國聯合會第一次大會上，他發表演說，指出中國與美國不同，因此反對聯邦製。此時他較傾向於法國的責任內閣製。理由是：“君主以及之製既亡，大總統遂為相爭之的。不速限製，由於專製不殊。惟有取則法人，使首輔秉權，而大總統處於空虛不用之地。”關於政權的構成，他主張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之外，應該還有教育、糾察二權的獨立。

在擁護袁世凱的問題上，章炳麟由於沒能及時認清袁世凱的反動本質而一度受騙，但當他一旦認清袁世凱的本質，則毫不猶豫地加入反袁的行列。後又加入護法運動。護法運動失敗後，南北政權的對立，使章炳麟感到中央集權之一是在中國行不通，於是產生了“聯省自治”的想法。在章炳麟看來，聯省自治既可以抵禦外侮，又可以避免內亂，還可以維護統一。然而這一思想在當時是解決不了中國的根本問題的。在主張“聯省自治”的同時，章炳麟政治思想的另一方麵，就是頑固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和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章炳麟這時思想守舊，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治主張缺乏深入了解，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應該反對借俄人勢力而壓迫中華民族的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使他逐漸墮落到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上，是他一生最大的汙點和悲劇。

四、民主主義思想

章炳麟雖然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反對中國共產黨，成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但當時中國受到外來侵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時，他的民主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清朝又一次閃爍出燦爛的火花。他不顧年邁體衰，為宣傳團結抗日四處奔走，嘔心瀝血，用行動照亮了他生命曆程上第二個輝煌的時代。

章炳麟的民主主義思想是比較複雜的，有真假之分。辛亥革命前，它宣揚的是假民主主義，狹隘的民主主義。他的排滿主義，隻是漢族複仇主義加上反對清王朝腐敗賣國的愛國主義的一個複雜的混合體。他排滿，即使出於曆史的偏見，也是推翻清朝專製政府的需要。而當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章炳麟堅決主張抗日，痛斥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無所畏懼，愛國主義熱忱見於言行。他大膽揭露蔣介石一夥“愛國家不如愛自身，愛自身之人格有不如愛自身之性命”。他宣揚抗日主張，勉勵張學良、馮玉祥等不計個人名位、利益得失，積極抗戰。他親自為抗日將士作《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為抗日烈士題寫碑文，鼓舞抗日士氣。他在大敵當前外患緊逼的情況下，主張捐棄政治分歧，一致對外抗日。逝世前十日，他致書蔣介石，認為共產黨必然抗日，主張把綏遠地區讓給共產黨作抗日根據地。而其辭世遺囑，卻隻有兩句話：“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表現了這位傑出的資產階級愛國這一生反帝愛國的堅定立場和質樸高尚的品德情操。

章炳麟 - “三入牢獄”

第一次入獄是因為1903年的“蘇報案”。章炳麟應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進教育會活動，並變《蘇報》為江南喉

舌。為駁斥康有為的保皇論，章炳麟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作序。日本學者島田虔次在《章炳麟的事業及其與魯迅的關係》中評論:“在這個改革主義和革命主義的最初論戰中，作為革命的爭辯家的炳麟麵目，已毫無遺憾地發揮出來了，而最為轟動的是他在論戰中，直呼當代皇帝的名字，罵以‘載��小醜，不辨菽麥’。”顯而易見，這種言論雖然發表在上海的租界內，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動和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於1903年6月30日上午到報社捕人。章炳麟器宇軒昂，明言相告:“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章炳麟為此付出三年牢獄之苦。

第二次入獄是因為1908年的“民報案” 。章炳麟出獄後即被孫中山迎至日本，由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會，接任《民報》主編。在章炳麟的主持下，《民報》成為揭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抨擊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陣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視。清政府派唐紹儀與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麵封禁了《民報》，將章炳麟傳入警署。章炳麟二入牢獄，時在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東京地方法院裁判廳開庭審訊，章炳麟據理辯駁，無懈可擊；裁判長張口結舌、理屈詞窮。但是，東京地方法院對章炳麟仍作出罰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決。魯迅、許壽裳等人代交了罰金，章炳麟獲釋。

第三次入獄是指章炳麟被袁世凱在北京禁錮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凱指使趙秉鈞派人刺死於上海。章炳麟怒不可遏，先在上海發表反袁文章，後又隻身赴京當麵討袁。“雖經友人力阻，而先生則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於八月冒險入京。”章炳麟到京後，曾搖著用勳章做扇墜的折扇，徑闖總統府，以示對袁世凱的反對和蔑視，大有彌衡擊鼓罵曹的氣概。袁世凱先將章炳麟拘於共和黨本部，繼又囚於龍泉寺，最後則禁於錢糧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凱憂懼而死，章炳麟才獲自由，又是三年牢獄之苦。

章炳麟 - 與孫中山的對立

1907年6月17日，孫中山在港為發動國內革命，派日人萱野長知回日本購買村田式快槍2000支，每支帶彈600發。村田式快槍是落後武器，事為平山周、和田三郎、北一輝等日本友人得知，即轉告章炳麟和宋教仁。章炳麟大憤，說：“孫某所購軍火是村田式，這種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國去不是使同誌白白丟了性命嗎？可見得孫某實在不是道理，我們要破壞他！”⠠

於是章炳麟徑用明碼電報打到香港中國日報社，說械劣難用，請停止另購。孫中山認為他泄露了軍事機密，非常惱火，便由胡漢民寫信至本部譴責章炳麟，聲言要執行紀律。繼而又派林文返回東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再幹預軍事問題。

孫中山並致函宮崎寅藏，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輝、和田等，日本方麵的工作要宮崎一人“力任其難”，同盟會本部、民報社中人，均不必與之商議。

劉揆一因而函告黃興，又寫信給馮自由、胡漢民，引用萬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警語，要馮、胡勸孫中山向東京同盟會本部引咎謝罪。孫中山複函：“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無引咎之理由可言。”並表示，辭去總理一職可以，但必須在同盟會本部及章炳麟承認錯之時。

黃興寫複函則謂：“革命力黨員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於不義。”黃興的態度平息了同盟會的內訌。但孫中山從此不願再過問同盟會本部工作，同盟會組織遂日益渙散。

章炳麟 - 諷慈禧七十生辰

今日幸頤和，明日幸北海，何日再幸古長安?億萬民膏血全枯，隻為一人歌慶有；

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灣，七十更割遼東地，廿餘省版圖漸蹙，預期萬壽祝疆無。

1904年，農曆十月初十，慈禧太後七十歲生日，各省文武官員都在忙於為她祝壽備辦禮物，惟上海《蘇報》（當時主編為章炳麟）與眾不同，在她生日那天刊出此聯“贈慶”，諷刺深刻，膽識非凡。

聯中的“幸頤和”、“幸北海”等是指到頤和園和北海公園等地玩樂。“幸古長安”是指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西太後倉皇出逃西安，往返途中，依然大講排場，窮奢極欲。“割交趾”是指1884年中法戰爭之後，把安南（古稱交趾，今越南）割讓給法國，其時她正好五十歲。“割台灣”是指甲午中日戰爭後所簽訂的《馬關條約》中規定將中國的台灣等地割讓給日本，而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慈禧太後剛好六十歲，為慶祝其壽辰，她不顧國家危亡，大肆鋪張，嚴重影響了戰備，最終由於以她為首的清政府的妥協退讓，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和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而告終。“割遼東地”是指1904年日俄戰爭中，清政府將遼東半島劃為日俄交戰區，任其在我領土上廝殺，殘害我老百姓，塗炭我生靈，且戰後東北南部成為了日本的勢力範圍。

這副對聯高度概括了慈禧太後腐朽的一生，也反映了以她為首的清政府的妥協退讓而導致近代史上幾次重要的反侵略鬥爭的失敗，充分體現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化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

章炳麟 - 為何外號“章瘋子”？

魯迅的恩師章炳麟，是清末民初有名的革命家和學問家，外號“章瘋子”；章炳麟自稱有“神經病”，但他對於這“神經病”卻另有一番解釋。章炳麟死於1936年秋，隻比魯迅早一個月；而魯迅在10月9日寫了悼念文章《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到10月17日又寫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這是魯迅去世之前兩天所作的未完稿，是他生前的最後一篇文章，由此可見魯迅對於恩師章炳麟先生的感情之深。魯迅在先前的著述裏麵，還特別提到章炳麟先生外號“章瘋子”的一些逸事。

章炳麟的個性基本上屬於“神經質”。

滿清末年是一個“王綱解紐的時代”。二百多年以降，“避席畏聞文字獄”，在文化專製的血腥淫威之下，明末清初的遺民隻能迂回曲折地抒發憤懣，而所謂“康乾盛世”士大夫隻能沉匿於考據古籍。然而，到了20世紀初年，異族皇權風雨飄搖，滿清政府窮凶極惡的威權強勢已經蕩然掃地，原先俯首聽命的士群壓抑長久的逆反心理，已接近沸騰。

於是，以章炳麟為代表的狂傲不遜的“瘋癲”，以魯迅《狂人日記》為代表的鐵屋中的呐喊，曠野上招魂的呼叫，廢墟中冤鬼的怒號，發揚蹈厲，震撼人心。於是，個性人格得到前所未有的張揚，章炳麟作為國學大師和革命家的“神經病”形象，應運而生，著稱一時。

章炳麟的個性，他自己說是“神經質”。這種神經質乃是一種時代精神的投射。

其實，章炳麟還先天患有癲癇病（俗稱佯癲瘋），所以16歲時不得不放棄科舉考試的機會。這也不妨說“塞翁失馬”，卻使得他“得天獨厚”吧。章炳麟生平的“狂”是出了名的，而他獨特鮮明的個性遠不止於“狂”。孔子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意思說：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為友，就與狂狷者交往。狂者敢做敢為，大有作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為。出自《論語・子路第十三》。章炳麟就是一個典型的革命“狂者”。

章炳麟的神經質個性特點

狂――敢作敢為、狂熱進取；

放――放浪形骸、嬉笑怒罵皆為文章；

不朽――參政積極，學問獨特；

熱衷講學――以調和的態度對待新舊文化；

癡――日常生活心不在焉，癡迷書呆。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狂――敢作敢為、狂熱進取

章炳麟的“狂”，不肯摧眉折腰、低首下心，而富於狂熱的反抗精神。在1903年轟動全國的“蘇報案”入獄三年、1908年在日本被拘禁、1914年大罵袁世凱稱帝被軟禁兩年多，這三場冤獄之中，章炳麟狂熱的革命鬥誌，得到突出的體現。

魯迅對章炳麟的評價：“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

他曾自稱有“神經病”、自稱是瘋子、狂人。但有時候屬於“真狂”、狂熱、狂妄，有時候屬於“佯狂”，就是裝瘋賣傻。章炳麟1906年東渡日本時，曾在留學生界及同盟會的歡迎席上說了這樣的怪話：“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人，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誌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隻怕富貴利祿當麵現形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章炳麟頗有自知之明，自鳴得意，並非自貶。

二、放――放浪形骸、嬉笑怒罵皆為文章

章炳麟年輕時曾是江南大學問家俞樾（yu㨯𜉧š„得意門生。他參加過上海強學會，讚成變法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後，轉向反滿的“種族革命”。他去看望老師俞樾，希望得到老師的支持，俞樾卻大罵他不忠不孝。為了“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章炳麟公開聲明，跟俞樾斷絕師生關係。他狂妄地既不忠於朝廷、又不尊重師長，這在當時簡直冒天下之大不韙。

章炳麟因為“嬉笑怒罵皆為文章”，曾忍受被杖之辱。庚子義和團事變後，張之洞在湖北辦《正學報》，鑒於章炳麟古文造詣，聘為主筆。然而章炳麟竟然寫下洋洋六萬言的《排滿論》。《正學報》總辦梁鼎芬閱後驚呼：“反叛，反叛！殺頭，殺頭！”遂乘轎子疾馳總督衙門，請捉章炳麟，按律治罪。虧了《正學報》坐辦王仁俊惜才，對張之洞說：“章炳麟是個瘋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這口氣咽不下去，命驕夫把章炳麟撲倒在地，一頓亂棒。後章炳麟每與人嬉笑怒罵時，對方說“叫梁鼎芬來！”章炳麟就不語了。

章炳麟為人直爽，性格火爆，出言不遜、持論偏激、驚世駭俗，被世人稱作“瘋話連篇”或“狂言無稽”。早年在日本，東京警視廳讓他填寫一份戶口調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炳麟卻十分不滿，所填各項為：“職業――聖人；年齡――萬壽無疆。”

1902年4月26日章炳麟在東京發起召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留學生數百人報名赴會。日本當局迫令解散此會，並傳訊章炳麟等。警長問章是清國何省人？章答“餘等皆支那人，非清國人”，問屬何階級？答曰“遺民”。

章炳麟首如飛蓬，衣衫襤褸，不拘小節，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風。

章炳麟言論愛走極端，看著誰惡心了，不順眼了，想罵就罵，想吼就吼，想咒就咒。管你是什麽“狗屁皇帝”，還是什麽“貓膩總統”。他有包天巨膽，不怕殺頭，不怕坐牢！持論偏激，行為怪誕，又不愧為“民國之禰衡”。但又一方麵，他也算準了，自己盛名蓋世，社會影響非同小可。殺一國士的惡名，誰擔當得起？清末罵光緒皇帝小兒，這著棋似險而不險；民國初年罵袁世凱，袁自命天下英雄，不敢公然學曹操來殺章炳麟。所以他有恃無恐。章炳麟是一大手筆，就連袁世凱派去軟禁他的爪牙都懂得：“炳麟先生不可得罪！用處甚大，他日炳麟一篇文章，可少用數師兵馬也。”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來，“章瘋子”的綽號，對於章炳麟的社會政治影響也造成不利的一麵。例如：當章炳麟因“民報”事件與孫中山發生嚴重爭執之後，黃興曾寫信給孫中山說：“弟與（汪）精衛等商量，亦不必與之（按：指章炳麟）計較，將來隻在《民報》上登一彼為神經病之人，瘋人囈語，自可不信。”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章瘋子”的名氣更大，凡是不合時尚與流俗的話，多被指為“瘋人囈語”。魯迅有一段回憶：“民國元年，章炳麟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人。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麽辦呢? 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三、三不朽――參政積極，學問獨特

像章炳麟這樣最後一代的“士大夫”，晚年雖基本以講學為主，看上去很像專業文化人；但他確如周作人所說，是與傳統士人一樣“參政不成之後才做學問”。盡管他們常常回歸學術，但大都出於天下無道、不得不退隱的選擇。積極參政的情結一直存在，“出仕”的願望到老並不稍減。

細讀章炳麟《自定年譜》，除了少年時期多涉及讀書外，成年後涉及政治、社會活動的內容，遠超過論學。可知章炳麟對於自己的定位，是“參與政治的士大夫”。周作人指出：章炳麟對政治的關切，原本“出於中國謬見之遺傳，有好些學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單怪先生”。致力“參政”乃是中國士人的傳統。

傳統所謂“三不朽”指的是“立德、立功、立言”。我國曆代士大夫一向把“立功”置於“立言”之上。章炳麟曾兩次為自己尋墓地：民國初年（1914）被袁世凱軟禁時選擇葬在“攘夷匡夏” 抗蒙古侵略有功的明代劉伯溫墓側；抗戰前夕（1936）國難危重時則選擇葬在抗滿清的民族英雄張蒼水墓側；他自選的蓋棺定論側重於“立功”，均以民族主義的“攘夷”為標誌。因此魯迅盛讚他的老師章炳麟先生為“有學問的革命家”。

章炳麟乃是公認的國學宗師，道德文章，堪稱一代之雄；但他更傾心擔當社會活動的責任。隻要一腳邁出書齋，他就恣睢放縱，常常會做出些令卑鄙的“食肉者”感到頭痛的怪事。

卓爾不群，是章炳麟個性的特點。他常有與眾不同的獨立思路。20世紀初，“社會進化論”被視作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公理，以致有人將它與“進步主義”等同起來。1906年，章炳麟發表《俱分進化論》，反對盲目崇拜資本主義的演化：“彼不悟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專舉一方，惟言知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如罔兩之逐影，非有他也。”也就是說，社會“演化”可能走向“進化”，也可能走向“退化”。文中對有些人崇洋媚外的不良傾向，表露了深切的憂患意識。兩年後，他又發表《代議然否論》，就西方議會製的利弊作辯證思考，主張中國的製度應力求避免代議製的弊端。

章炳麟在1911年撰著的《齊物論釋》，要求破除對權威和經典與膜拜，破除文明與野蠻的偏見，破除是與非的機械劃分，強調不發達國家、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存在的權利，指出世界多元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當時“惟西是尚”的流風下，章炳麟的觀點從民族性出發，不盲從時髦，而敢於獨樹一幟，體現了對國家命運的獨特思考，代表了現代民族文化的一個方麵。

四、熱衷講學――以調和的態度對待新舊文化

顧頡剛當年曾連續冒著雪夜的寒風去聽章炳麟的國學講演，“覺得他的話即是淵博，又有係統，又有宗旨和批評”，佩服極了。認為從此認清了做學問的大路，懂得“書籍裏的東西可以由我的意誌驅遣著，把我的意誌做他們的主宰。”

章炳麟去上海與梁啟超同辦《時務報》的時候，作為讀者的譚嗣同就將其二人相提並論了：“大致卓公（梁）如賈誼，章似司馬相如。”二者雖風格有別，卻難分軒輊，隻是章文用典太多，過於古雅，一般的讀者不易接受，故而黃遵憲的評價似可作為譚嗣同的補充：“此文集之文，非報館之文。”

1919年初章炳麟在少年中國學會演講《今日青年之弱點》，他本人的確有意調和新文化與舊文化。他在講演中明確表示：“近來有人提倡新文化，究竟新文化和舊文化，應該怎樣才得調和？”

章炳麟的言行中，一直以調和的態度對待新舊文化，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新潮中引入“整理國故”，參合新舊。章炳麟對國學進行了重新解說。他認為：“諸子學等於現在西洋的哲學。”後來更按經學、史學、哲學、文學的係統講述國學，這其實就是借鑒西學加以調整。曹聚仁記錄章炳麟《國學演講》，認為年輕人研究國學的原因有四：其一，區分精華和糟粕（腐骨），便於取舍；其二，係統整理，便於觀察；其三，找出國學的真麵目，抵禦社會舊勢力“借國學做護符”的反動，以利於趨新；其四，找出溝通國學與西方文化的方法，以便“合理的迎納”。章炳麟先生講國學，的確使我們滿足求知欲望，並且是適應這四種需求的。

1924年胡適為清華學校策劃興辦國學研究院，主張采取英國的導師製度，校方遂請胡適本人出任導師。誰知這位留洋的博士卻自認才疏學淺，聲稱當今之中國非章炳麟、梁啟超、王國維諸公不足以擔此重任。結果梁、王二位欣然赴任，章炳麟卻因不屑與“保皇黨”共事而拒受聘書。

1932年章炳麟到北平講學長達3個月，故都各校的趨新弟子執禮謹然，其餘各派學人也紛紛請益問學。這象征著五四以後文化界新舊、南北之間的衝突，重歸“以平實而致博大”的軌道。

五、癡――日常生活心不在焉，癡迷書呆

章炳麟居住在上海時，每次自己出門外購煙，離家不過五六十步，便不識歸途，又不憶門牌，隻得沿途問人，問路之詞甚為幽默：“先生，我的家在哪裏？”聞者莫名其妙。

民國初年在上海，章炳麟跟孫中山、廖仲愷、蘇曼殊等人時常往來，有時在章家敘談，有時孫中山派人駕車接他去。有一次章炳麟從孫家出來，孫家車馬剛好都有事去了，門口隻停了一輛人力車，他跨出門就上了人力車，揮手呼快走。車夫問：“拉往哪裏?”炳麟向前一指說：“到我家裏！”車夫便徑往前走。拉了一程又問：“先生家住哪裏?”炳麟說：“馬路上弄堂裏，弄口有家煙紙店。”車夫沒法，隻得拉了章炳麟走一程問一問，在馬路上大兜圈子。孫家陪送章炳麟的人，當時要找一輛人力車同行，等找到另一輛車時，章炳麟已不知去向，便用電話向章家（湯國梨夫人）詢問，得知章炳麟並未回家！急得孫家和章家分別派人四出尋找，終於在大世界附近，發現他坐在車上顧盼自若，迎麵而來，才攔住送回家中。事後大家引為笑談，忍俊不置。（根據湯國梨夫人晚年敘述）。

類似的故事，還有一個版本，說章炳麟有一次從南京返上海，家人誤記了班次，章炳麟一人下車，不知如何雇一馬車，車夫問他到何處，章炳麟隨口答道：“到我的家裏。”車夫無辦法，隻得在市內兜圈子。家人接不著章炳麟，焦急萬分，派十餘人在市內尋找，好不容易才尋到……以後，章炳麟每次行動，即使在室內亦有侍役追隨，不然，即給夫人添麻煩。

章炳麟居處皆是書，窗台亦設書，室內了無陳設，中置一床，每中夜睡醒，憶及某書某事，起床翻閱之，往往自中宵達旦，雖在嚴冬，亦不知加衣，蒞晨仆役進室灑掃，見章炳麟持卷呆立，驚呼：“老爺，你還未著衣呐！”章炳麟方始驚醒。人到暮年讀書，乃能讀到癡迷的地步，章炳麟令人敬佩。

章炳麟 - 章炳麟的回頭與魯迅的不回頭

章先是一個革命者，雖然也肯定孔子，但更多的是批判，不過辛亥革命後的現實使他重新回歸傳統。而魯迅卻至死都保持對傳統的批判態度。從薑義華先生的《章炳麟評傳》中感覺章炳麟實際上還是遺老心態，也就是說仍要用傳統文化中已有的東西來應付千年之變局，而無徹底革新的意識，或者說他要利用傳統中已經闡發過，但長期處於邊緣的思想，如其對佛教及荀子的推重。他雖然痛恨封建君主專製，倡言民權，但卻不明了荀子之學恰恰衍生出韓非子服務君主專製的思想，而儒學真正能麵向現代民權社會的東西，他卻不能明了，並視為糟粕。過盛的反滿民族意識也使之不能對以儒學為中心的中華文化的世界意義有深刻體認，他的回頭是對現實失望而尋求內心安寧的體現。他的臨終遺言要求子孫不得仕官外夷，恰恰反映出他看不到中國不被日人征服的可能，還想以保存文化血脈的方式倔強生存並進而化夷為夏。殊不知曆史再不會重複明遺老的曆史情境了，亡國就必然亡文化。以台灣為例，如無1945年的回歸，日化教育一定會造出一代代日本人。現代教育的力量太強大了。魯迅有幸晚起，能看到徹底革新中華文化的微茫希望，那就是通過批判而煥發真精神，再在具體曆史進程中塑造其現代形式，所以他永不回頭，而這種永不回頭，恰恰是他深悟儒學真精神的體現。

本文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